來源 | 中訪網

作者 | 一杭工作室

一起婚外情，不僅讓中日友好醫院胸外科副主任醫師肖某，因職業素養與臨床能力爭議被解聘，也引發了公眾對“4+4”醫療教育的信任危機。

當“4+4”“5+3”“8 年一貫制” 等復雜學制長期共生，公眾對醫生能力的判斷陷入迷茫。實際上，早在多年前，就有學者注意到了中國醫學教育的混亂局面，高校該如何培養勝任臨床的醫生？患者又該如何辨別醫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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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混亂，培養目標模糊？

中國醫學教育的復雜如同一面被打碎的鏡子，每一塊裂縫都照射出不同的制度邏輯。

以“醫學博士”為例，中國現在有四種主要培養路徑：五年制本科加碩士三年加博士三年、八年一貫制教育、“5+3+1”一貫制，以及“5+3”一體化。

這種多元格局本意是為不同條件的學生提供選擇空間，卻在實踐中發展為標準混亂的泥潭。就比如，除了8年一貫制之外，其他培養途徑都把本應是畢業后的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也囊括進來，院校教育和畢業后職業教育的分界不夠清晰。

更嚴峻的問題在于培養人才質量的兩極分化。2021 年醫師資格考試數據顯示，173所高校臨床醫學專業應屆本科畢業生首次參加醫師資格考試的平均通過率為65.35%、最低僅1.47%，65 所院校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專科生通過率在40%左右，卻承擔著基層醫療人才供給的重任。

而在4月肖醫生的輿論事件中，“4+4”醫學生培養模式也受到公眾關注。這一臨床醫學教育模式源于美國，定位是“基于多學科本科教育背景的研究生教育”，培養適應未來醫學發展的復合型人才，目前僅有少數學校試點“4+4”模式。

但也正是基于多元學科背景，在較短的學制內可能難以培養出有豐富臨床的頂尖人才。且在關于肖某的輿情事件中，事件中的另一位涉事醫生董某，本科讀經濟學，卻能通過“4+4”學制成為協和博士，讓不少網友都對這一教育模式的公平性產生質疑，暴露出了這一模式暗藏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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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與臨床的失衡困境

這種“多元共存”的格局，表面是適應不同醫療需求的制度設計，實則暴露出體系規劃的失調。

某患者小林的就診經歷便頗具代表性：他曾因腹痛在某三甲醫院掛了一位“副主任醫師”的號，醫生簡歷顯示其年紀輕輕便發表多篇SCI論文，但問診時僅簡單按壓腹部便開了幾項檢查，最終還是依賴CT 報告才確診。“感覺他更像在實驗室做研究，而不是看病。”

事實上，跟小林有同樣感受的不止一人。近段時間，網上流傳著一張“掛號經驗”帖，給出了不少掛號選醫生的“現實”建議：“很年輕職稱就很高，簡介里面一大堆科研成果的，大概率是靠科研飛升了，臨床經驗很差。”

“中年人，副高職稱，簡介里出身較好的醫學院，主要強調自己臨床經歷而不是科研經歷的，大概率很靠譜，是扎根臨床一線的人。”“已經擔任管理崗位行政職務(比如醫務科等職位)，那這個人大概率是長期駐扎行政樓，臨床經驗一般。”

這種廣為流行的“經驗帖”背后，正是不同學制培養出的醫生在臨床思維上的顯著差異。前者可能通過科研獲得晉升，后者則在基層臨床中積累了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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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與立中尋找平衡

對于當前的醫學教育模式，有專家建議：教育部門對博士學位的評定存在“一刀切”的傾向，將學位論文尤其是 SCI 論文作為硬性指標。

然而，醫學教育不同于普通學術教育，它更偏向職業技能培養，重點應放在提升醫生的臨床實踐能力上。對于有科研潛力的醫學人才，可以通過攻讀MD+PhD 雙學位的方式，在精進臨床技術的同時，系統提升學術研究能力，實現臨床與科研的雙軌發展。

當公眾開始用“中年副高 + 臨床經歷”等經驗標簽篩選醫生，折射的是人們對制度性能力保障的渴求。或許，當醫學生在實驗室追求科研突破時，更需要傾聽社區慢性病患者的真實需求，實踐才能出真知。